作为禁毒社工的我们都知道,凡是参加“海星同伴巡讲”的服务对象无不具备着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要走上讲台面对大众的目光,接受社会的监督,这很需要有扎实的心理建设,由此才能铸就如此的自信力量。而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除了他们自己的坚定决心与不懈努力,背后也离不开社工们年深日久的陪伴与鼓励。
最近,我的榜样社工“某”的一名服务对象主动表示想参加“海星同伴巡讲”活动。尽管,今年的巡讲活动具体方案尚未确定,但就冲着这位服务对象坚实有力的自信与热忱,就可窥见我们的榜样社工在日常帮扶过程中所运用的赠权赋能技术是多么精准到位。
那么,我们的榜样社工为何能有如此精准的帮扶技术?这还得从之前的“行动研究”项目上说起。此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以展现某社工在该项目过程中与博士生团队谈笑风生的飒爽英姿,然而该文只侧重于项目开展前后的概述。所以本篇就来呈现社工在细微处精准拿捏的那些专业风采。
时间再次重回六月,某社工一人独坐且与博士生们碰撞思维火花的现场。当时,博士团队向某社工抛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通过这个项目活动,你的服务对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社工略作思索,他认为服务对象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去联系了他的儿子——
乍听下来,一位母亲去联系儿子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怎么算最大的收获?但要知道,社工的服务对象已经整六年没去联系他的儿子了,上一次联系也只是在服务对象生日时他的儿子通过一个短暂的电话来简单聊了几句。随着后来旷日持久的时间积压,加之期间又因复吸再次被强制隔离了一次,疏远感与恐惧感的积重难返之下,愈发不敢去联系儿子,同时又变得越来越思念儿子,服务对象饱受这种极度挣扎痛苦的矛盾心理已很久。社工一点点触及到服务对象的内心深处,发现她之所以一直不敢去联系他的儿子,一是害怕会打扰到儿子目前正常的生活状态,二是害怕儿子不会接纳自己这个吸毒多年的母亲。尽管,在社工的陪伴与指导下,服务对象进行了有的放矢的辩驳练习,也从中感受到了认清非理性信念与形成理性信念后的那种积极情绪。但是,在从信念转变为行动的过程中依然有着漫长的路要走。服务对象拿着手机,面对通讯录里那个熟悉的名字,她整个人都处于静止状态。这时,社工安抚她,使其将更多注意力转到非理性信念的辩驳中。在练习的过程中一步步触碰最真实的自己,也在一点点积攒信心和勇气。比如,服务对象原本的非理性信念中的A是“儿子没有来联系我”,B是“他一定不想认我这个吸过毒的母亲了”,C是“愤怒,难过”。通过辩驳的练习后,他逐步有了转变,她的B变成“他或许工作生活太忙了;或者他也一直期待着我这个做母亲的去联系他,去关心她”,从而C也就变成了“能够理解,觉得自己当母亲的可以更主动些关心儿子的生活。”在社工的陪伴下,服务对象的内心逐渐获得了更多的理性积极的信念。但她什么时候会拿起手机给他的儿子打电话依然是个未知数,社工知道这急不得,这是需要顺其自然的。
在这个经验总结阶段,社工向各位博士生们呈现了他从实践中汲取的一个经验:他使用了一个“理性”的非理性信念促使服务对象获得了进一步转变。在访谈中,他跟服务对象说了这么一句话:“请你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显然,这句话中感性成分居多。可是,社工如此做的前提,是基于此前有足够时间与次数的辩驳练习所建立起来的理性信念,而这句感性的话语就成了推动理性信念走向生活现实的一股润滑剂、催化剂。
最后,我们的社工也无比感慨地向博士团队说道:“她终于给她的儿子打电话了,换来了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却又极为来之不易的家人间的亲切问候。而她的勇气和自信也在那一瞬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成长。”
所以,当听闻这位服务对象主动表示想参加“海星同伴巡讲”时,社工的内心洋溢着满满的感动。这份感动,是感动于服务对象的自主自愿,也是感动于服务对象从以前的孤僻忧郁走向积极乐观,更是感动于服务对象选择不断挑战自我的这份勇气。
金山工作站金山卫社工点 汪磊 供稿